四十年前
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
在兰州大学设立国家级资料中心
“文科的实验室就是资料室。”
郑炳林教授的这句话
成了资料中心建设的一大核心理念
如今，那仅由三间临时教室组成的资料中心
已成长为占据一整层
近 500 平方米空间
拥有近15万册文献的专业图书馆
这里，正是国内敦煌学研究的重要高地
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兰州大学资料中心
在兰州大学衡山堂五楼，推开那扇并不起眼的门，仿佛走进一座被书籍包围的“学术密境”。走廊两侧房间内外，层层叠叠的书籍沿着墙壁延伸，一整层南北六大间教室近五百平方米的空间被堆满密密麻麻书籍的书架所占据，这俨然就是一个小型的书库。几位学生正埋首纸堆，专注得连记者的到来都未曾察觉。这里，正是国内敦煌学研究的重要高地——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兰州大学资料中心。
四十年来，这座从三间临时教室起步的资料中心，已悄然成长为占据一整层、拥有近15万册文献的专业图书馆。从1984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在此设立国家级资料中心，到如今覆盖敦煌学、丝绸之路、西域史地等领域的文献宝库，它不仅见证了中国敦煌学研究的崛起，更以“资料先行”的执着，为学界筑起一道坚实的“文献长城”。
筚路蓝缕：四十年文献筑基之路
资料中心的一切，始于1982年深秋。那时的兰州西站货运站，迎来了一批特殊的货物——超万册用牛皮纸包裹的图书。
刚留校的青年教师郑炳林骑着自行车，一次次往返于兰西货运站与校园，将这批从北京“淘”回的万余册书籍小心运回。
“那时候书比人金贵。”郑炳林回忆，“买书这事儿交在我身上，我可半点不敢马虎。”
1982年，他受学校委托赴京购书，在王府井中华书局书店、前门中国古籍书店“泡”了三个多月，把各单位积压的敦煌学相关书籍搜罗一空。
1万元经费在当时能买下至少1万册图书，郑炳林解释说：“当时的书普遍都只有几毛钱，超过1块钱的基本上都是大型图册。”
两年后的1984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将三个国家级资料中心之一设在兰大。
随之而来的还有一笔5万元专项经费，郑炳林坦言：“那5万块钱解决了大问题，我们专门用它购置了《敦煌宝藏》全卷。”
1998年兰州大学与敦煌研究院实行联合共建，取得了强强联合、优势互补的效果。这一年，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获得了历史文献学（含：敦煌学、古文字学）博士学位授予权，成为国内首个敦煌学博士点。
经过多年的努力，1999年敦煌学研究所获批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作为当时兰大文科中第一个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学校先后为资料中心提供了90万元的建设资金。
“90万元拨款全买了书，还‘砍价’买到价值130万元左右的货！”郑炳林感慨道。
后来在学校“211工程”“985工程”建设过程中，敦煌学研究所又先后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资金支持，这些资金中又有大约1000万元用于资料建设。
筑巢引凤：资料中心的核心方略
“资料建设就是修‘庙’的过程。”郑炳林说，“庙修好了，人才愿意来，来了有研究基础，才不会离开，学科发展才能稳定。”
这句朴素的比喻，成为资料中心四十年来最坚定的建设哲学。
这一理念，在2002年他赴美访学时得到进一步强化。走访哈佛、耶鲁、密歇根等高校，他亲眼见证对方图书馆规模之大——仅密歇根大学就有40个图书馆。
“我当时就确信，我们之前的方向没有错。”他回忆道。回国后，他更加坚定地将资源向资料建设倾斜。
“文科的实验室就是资料室。”郑炳林的这句话，成了资料中心建设的一大核心理念。
yl6809永利官网马振颖副教授对此深有体会：“文科生读书的意义就如同理工科的学生做实验，我们的学养学识都是从一本本书里面泡出来的。”史志林副教授对此同样感触颇深：“在资料室‘泡’得越久，研究会越扎实、越深入。”
2010年从云南大学保送至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的史志林，至今仍记得第一次踏入资料中心时的震撼：“当硕士开学第一课，我进入资料中心的阅览室时，被丰富的藏书深深地‘震撼’，尤其是其中各国收藏的敦煌文书，印象极为深刻。”
为了填补海外文献空白，郑炳林经常会在参加国际学术交流会的过程中积累资料，也会把同行赠给理科老师的敦煌学专著悉数收集。这些外文资料如今已过万册，其中不乏德国早期西域研究杂志等绝版刊物，成为国内独有的“镇馆之宝”。
藏以致用：学术高地的资源密码
在资料中心的特藏室里，一张张泛黄的河西碑铭汇释手稿格外醒目。“出土文献是学术创新的富矿，而我们要做的就是把矿脉地图绘制清楚。”郑炳林说。
这套碑刻文献首次系统收录了从汉代到清代的地方碑刻，集图片、诗文、注释为一体，为河西地区历史的撰写提供了关键佐证。
资料中心的馆藏结构，暗藏着敦煌学研究的“方法论密码”。在近15万册藏书中，大多数是敦煌文献与出土文献——简牍、碑铭、手稿、石窟题记等“活资料”。西夏文佛经残卷为宗教传播提供实证；西域货币铭文拓片借学界共享助力贸易研究……
海外文献则凭借国际合作与数字化项目构建起全球视野，让老师们稳稳立足学术前沿。“比如法国汉学研究相关敦煌学研究成果、日本学者的敦煌吐鲁番文书考释论著，都是我们的宝藏。”郑炳林十分珍视地说道。
对史志林而言，资料中心是他研究西北史地的“能量源泉”和“弹药库”：“郑老师为我们购买了大量的西北史地文献和研究论著，诸如《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敦煌碑铭赞集释》《中国西北文献丛书·西北史地文献》等，这些著作是我们研究的基础。”
这些文献不仅是静态的藏品，更是动态的学术引擎。2012年启动的《敦煌通史》项目，正是依托资料中心提供的海量文献支撑才得以突破并完工。
“那时候学界研究敦煌汉代历史，好多地方都是空的。为了啃下汉代敦煌史这块硬骨头，我们在馆里翻悬泉汉简、居延汉简，再对照着《史记》《汉书》一点点捋，十年才把这段‘缺了的历史’补上。”郑炳林嘴角带笑地说道。
这部涵盖两汉至清代敦煌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多个方面的通史，2024年一经出版便成功入选全国历史学12部重要著作之一，成为中国历史研究的一大重要篇章。
如今，资料中心已形成“藏、用、研”闭环：通过《敦煌学研究文库》《敦煌与丝绸之路石窟艺术丛书》等系列出版物，将文献资源转化为学术成果；再以成果争取项目资金，反哺文献采购。这种良性循环，让它从单纯的“资料仓库”成长为“学术孵化器”。
薪火相传：面向未来的文明守护
马振颖依然清晰记得他与敦煌学资料中心的初遇。“来研究所读书的第一天，郑老师带我们逛研究所，主要就是逛研究所的资料室，郑老师为我们介绍了资料室的藏书情况，并现场教授读书方法。”
“我还记得他特别强调史料和读书对做学问的重要性。这引导我在接下来的求学岁月中，决定要在资料室好好坐几年冷板凳，学些东西出来。”
那个初遇的日子，为马振颖的学术生涯埋下了重要伏笔：“研究所收藏的唐代墓志图册，那本最大最重的书，我很好奇里面写了什么。后来，我做了十年的金石学研究。”
敦煌研究所的同学都习惯把资料中心称作“五楼”，平时去资料中心，都说“去五楼”。
马振颖深情地说：“对于我们这些敦煌学研究所的老师和学生来说，‘衡山堂五楼’已然是读书做学问的家，这里不仅仅是一个办公、学习的场所，也是学生请教老师、同学之间互相切磋琢磨的地方，饱含着满满的师生情谊和同窗情谊。”
资料中心的“育人功能”同样亮眼。在这里，204位毕业博士中，有130余人已成长为教授、研究员。
这些学界中坚力量的博士论文，多半是从资料中心的馆藏文献里“长”出来的。
“拿我的学生来说，李军、杜海、陈光文、陈继宏的博士论文分别是关于吐蕃统治时期、晚唐宋初归义军、西夏元明清时期的敦煌史研究，资料中心便是他们叩开学术之门的钥匙，托着研究一步步扎根、结果。”
郑炳林不掩骄傲地说道：“学生们从古籍中找问题，在文献里找答案，这才是敦煌学研究的正道。”
更深远的布局在于人才培养。“我是修庙的，庙修得好和尚才会愿意来、乐意待、留下来。”郑炳林比喻道。
史志林对此深有体会：“我的导师郑炳林先生一直教导我们要充分地占有资料、阅读资料、科学地应用资料进行学术研究，要求我们‘少在宿舍，多到研究所资料室’，这种要求我们受用至今。”
未来的研究之路，仍需以扎实的文献为基础。只有持续地积累馆藏，方能为探索提供不竭源泉。郑炳林常说：“买书的速度得跑在搞研究前面，这样研究才能稳稳当当铺开。”
面向未来，中心的蓝图清晰而坚定。“目前我们的藏书目标是20万册，长期目标则是希望建成一流的敦煌学数字资源平台，成为服务国家战略的‘文化智库’。”郑炳林务实地憧憬着中心的未来。从参与“文化润疆工程”到为新疆历史研究提供文献支撑，从解读河西地区文明交流到助力敦煌文化建设，这里的每一页文献，都将继续书写守护文明的故事。
下一个四十年，资料中心也将继续以文献为炬，照亮敦煌学研究的更远征途——因为在这里，沃土一直在滋养，而薪火相传的故事，也永远在续写新篇。
转载自兰州大学官网，链接：https://news.lzu.edu.cn/info/1055/1092325.htm